社会调查报告
爱习作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精选6篇），经过用心整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社会调查报告 篇1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社会实践。对于一个大学生生而言，敢于接受挑战是一种基本的素质。虽天气严寒，寒风呼啸，我毅然踏上了社会实践的道路。想通过,亲身体验社会实践让自己更进一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自己的才干，培养自己的韧性，想通过社会实践，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所在。
在现今社会，就业问题就似乎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成了说不完的话题。招聘会上的大字报都总写着“有经验者优先”，可还在校园里面的我们这班学子社会经验又会拥有多少呢？为了拓展自身的知识面，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加个人在社会竞争中的经验，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便在以后后能真正真正走入社会，能够适应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且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很好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我来到了xxx，开始了我这个假期的社会实践。实践，就是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客观实际中去，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有用武之地。只学不实践，那么所学的就等于零。理论应该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实践可为以后找工作打基础。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学到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因为环境的不同，接触的人与事不同，从中所学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了。要学会从实践中学习，从学习中实践。
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又加入了世贸组织后，国内外经济日趋变化，每天都不断有新的东西涌现，在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挑战，前天才刚学到的知识可能在今天就已经被淘汰掉了，中国的经济越和外面接轨，对于人才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我们不只要学好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还要不断从生活中，实践中学其他知识，不断地从各方面武装自已，才能在竞争中突出自已，表现自已。
社会调查报告篇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20xx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再一次引发人们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关注和思考。为了对宝塔村农村文化建设现状进行一次调查，我深入宝塔村，采取走访党委书记的形式，对宝塔村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本篇调研报告。
一、宝塔村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宝塔村位于皖宣城市狸桥镇，是一个由多个村合并而成的村。调研发现，调马村的文化设施相对较为齐全。村里有文化活动室、祠堂、寺庙、广播等文化设施，另外村里还有好几个篮球场。
每到大型节日，村里都会举办划龙舟、庙会等文化活动，尤其每逢到了，都会有舞龙舞狮、唱戏等活动，吸引了许多村民的参赛和观看。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分析
（一）数量较少。村里文化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十分缺乏，村里都没有专业的吹、拉、弹、唱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即使是一知半解的也很少。在村里开展相关体育比赛时，都没有专业的裁判，也没有专业的文艺辅导教师，对繁荣农村文化生活造成了很大阻碍。
（二）素质相对低。村里没有自己的文化队伍，文化队伍建设缺乏引导。村里庆祝重要节日时，只能花钱请乐团来表演。
（三）经常性差。村里往往只是在春节前后，组织开展一些简单的文化活动，没有形成规模；村里搞一些比赛，但也不经常，也不是很正规。农民在农闲时间文化活动十分单一，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缺乏。除了看电视、录像，就是打麻将、打牌等，很少从事其他文化活动。
三、加快我村新农村文化建设步伐的`思考与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与经济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能否早日实现。加快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就有了如下的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对农村文化人才建设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农村文化人才建设的重要意义，要把农村文化人才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把文化人才培训工作同其他社会经济工作共同部署，共同推进。
（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尽快完成乡镇文化站的恢复重建工作。以乡镇为依据，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采取“投、引、捐、集、融”资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文化事业。逐步构建出县有文化馆、乡有文化站、村有文化活动室、自然村有文化活动户的四级文化活动网络。
（三）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市、县文化馆等部门要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开展好服务工作，加强对农村文化干部、文化骨干和文化中心户的免费培训辅导，充分发挥出农村文化能人的引带、辐射作用。
如充分发挥农村文化能人、文化中心户的作用，不断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
（四）做好农村文化建设的试点工作。繁荣和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本着先点后面，先试点后普及推广的原则，先在全市确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做好农村文化建设的试点工作，在试点村，要把文化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全面开展。边试点边总结经验，然后逐步在其他村进行推广，力求我市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五）不断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县、乡、村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发展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确保专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合理分布，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及室外健身场所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六）不断地创新载体，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部门和农村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组织开展好农民书画展、农民歌手大赛等常规性的文化活动，引导和推动农民自演自赏、自娱自乐的文化骨干队伍的形成，营造祟尚科学、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改革专业剧团组建文工团，增强专业剧团综合演出功能。文艺工作者要把新农村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创作编排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深入乡、村巡回演出，以激发广大农民自娱自乐的积极性。要以文化下乡为载体，改进服务方式，深入农村，流动服务，变文化“下”乡为文化“留”乡，变“送”文化为“种”文化。抓好乡村文化、家庭文化、农村校园文化，推进农村文化普及工作，提高农民群众文化活动质量。
四、调研总结
这次的调研得到了村支书的大力支持，得以完满完成。通过这次调研，我们队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亲身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那原来一栋栋泥砖房的地方钻出了一栋栋的新房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见证。以前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泥路也已经变成了笔直的水泥路，成了引着我们走向更加富裕的道路。宝塔村虽然只是我国千百村落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却有着一般的代表性，是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繁荣的代表。宝塔村还有其缺陷，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走向繁荣，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社会调查报告 篇2
一、调查目的
为深入了解红旗村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我校“三下乡”活动的三十几位成员在村里全面展开问卷调查，走进村民生活、深层次地了解村民各方面的状况，空巢老人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帮年老的村民量血压，送上最真切的关爱。
二、调查对象
衡阳市红旗村
三、主要过程及基本情况
走访的村户中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占全村人们的90%。多数留守儿童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养大，但甚至也有十岁左右小朋友独自一人居住在家中，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家有老人的一般是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到山上的家里做农活、忙家务。由于常年干较重的农活，农村许多的老人身体不好，治病也需要花很多钱，对于原本就贫穷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少部分独自一人在家的孩子便是自己放学就赶回家做饭、洗衣服。与留守儿童交流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和其他同龄的小朋友一样，十分需要父母的关爱，长期和父母分开都十分想念父母，特别是一些生活在离异家庭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机会就更少。但是，他们并没有一味的抱怨，到了一定年龄，加上亲人的引导，各个都变得很懂事，主动承担家里的负担，很理解父母的难处，他们都会试着去面对现状，去承受这一切。
而在空巢老人之中发现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都缺乏安全感，一般陌生人都没法和他们沟通，这些老人很少与人交流。他们有些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也有生活保障，但是内心却充斥着孤独寂寞。心情郁闷、沮丧、孤寂，睡眠失调，平时愁容不展，长吁短叹，甚至流泪哭泣，常常会有自责倾向，认为自己有对不起子女的地方，没有完全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另外也会有责备子女的倾向，觉得子女对父母不孝，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父母独守“空巢”。但是很大部分还是比较理解子女的处境。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主要在学习、性格、心理健康方面相较非留守儿童而言存在一定的问题。
1、学习。在留守儿童中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有的留守儿童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并且比较早熟，自我控制能力较好，能够主动积极地学习，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而有的留守儿童对学习表现出散漫、厌学、逃学的症状，遇到难题不会主动请教老师或同学，上进心缺乏。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学习上的辅导较城市少了很多。
2、性格，调查报告《空巢老人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对他们成长过程中问题的解答。在成长环境中，父母是第一任老师，所起到的作用非同一般，可对儿童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留守儿童的问题与父母存在着空间和时间的代沟，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也由于各方面的差异，使留守儿童缺乏亲情和家庭教育，让留守儿童容易出现自控能力差、孤僻、叛逆、自卑、内向等性格趋向。
3、心理健康方面。父母与孩子之间较少的交流与沟通，让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表现出的焦虑，对家庭状况、父母安全等的担忧，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发展，易导致自暴自弃、孤僻、悲观的不良心理的形成。
(二)在空巢老人问题方面则面临一下几个挑战：
1、生活保障。在农村的空巢老人经济问题、生活质量、生活空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他们。
2、日常照料服务。农村的空巢老人并不能保证日常生活有很好的照料，通常还必须帮着子女照顾一群孩子，因此在日常照料方面同样面临考验。
3、精神慰藉。毫无疑问，子女是照顾空巢老人的第一责任人。而子女长期在外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在某些方面就会让空巢老人感到孤独寂寞、在心理方面尤为空虚，精神慰藉得不到保障。
五、原因分析及建议对策
1、留守儿童
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上述诸多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父母与子女缺乏起码的交流和沟通，监护人管理能力的限制等方面。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浮出很多问题和不良现象，但是仍有许多留守儿童懂得如何处理自己学习和生活的关系，不但在学习中有着优良的成绩，在家庭中也能做许多力所能及的事，适当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们也是非常优秀的。
2、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的出现是生活困难与当前社会竞争的加剧造成子女离开家庭，虽然大部分年轻人有赡养老人的意愿，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与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得不外出务工和学习，这是空巢家庭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老年人与子女存在代沟造成空巢。三是子女不孝，对老人不闻不问。
在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上，虽然原因出现了多样性，但主要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由于生活等各种原因让子女不得不外出打工或学习，而打工又占了绝大多数，从而使他们无法与留守儿童进行交流，无法给予他们亲情和家庭的关爱，无法照顾孩子和老人，无法给予精神的慰藉。
根据以上原因的分析，作出几点建议：
1、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法律、法规方面予以保障。特别是乡、村(社区)基层组织要将老年人、留守儿童教育和生活问题列入重要的工作事项。大力完善相关政策规定。
2、社会各界人士应给予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以更多的关爱。我国历来就有敬老、爱老和养老的传统美德。我们应当大力号召、动员社会各界多关心，多理解老年人，积极营造有利于空巢老人身心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在留守儿童方面，积极争取希望工程、各类基金会及企业捐赠资金，发动地方政府、企业家、民间组织协助募集资金，要让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关心和支持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
3、发展县域经济，将农民工留在家乡就业。如果农民工能留在家乡就业，那么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就会减轻很多，子女就会有时间来照顾孩子和老人，无论是在经济、家庭生活方面还是在心理健康、学习教育方面都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4、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层次，激发其创新精神，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实现结对帮扶的良好机制。
六、总结：
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此次的社会实践不仅丰富了我的暑假生活而且增加了我的社会实践经验，总的来说是受益匪浅。和这么多优秀的队员们一起努力，苦也变成了甜!“青春三下乡”，我们用青春承担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展示了大学生积极向上的风貌以及展现了我们是有责任感的一代!
近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已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仅仅的关注是不够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困难帮扶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社会的广泛参与，子女的爱心与孝道，邻里的亲情，需要社会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网而努力!帮助弱势群体，我们在行动
社会调查报告 篇3
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锣鼓声声迎新春，扭起秧歌过大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春节期间，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宣传调研队的队员们并未忘记自己的任务，大年初七队员们带着相机来到街头对家乡的民俗进行了调查，感受人们过新年的喜悦氛围。
"啪！啪！啪！"大街上的鞭炮敲响了新年的喜悦之情，震耳欲聋，洋溢着喜气。小孩子们纷纷放起了爆竹，鞭炮爆竹声混成一团儿，冲破云霄。再看村民们自发组成的秧歌队正热火朝天的进行表演前的彩排。他们分别穿着红色和绿色的队服，一手捏着红绸手绢，一手执着彩扇轻舞。动作丝毫没有业余队员的羞涩。再看一旁敲鼓的大爷，也是兴高采烈，整个氛围年味十足。队员们也不忘现场对这群"舞者"进行采访，采访中队员们了解到这些动作都是她们业余时间练的，身为农民她们也对秧歌不太了解，就把这些动作融入到日常干农活中"扒棒子式"、"摘棉桃式"各种动作精彩纷呈。一阵预演后秧歌队员们开始围绕整个村子演出，小孩子们也立即上场，小小腰鼓敲得别有一番风味，队员们也对他们的表演竖起了大拇指。在表演的休息期间，队员们纷纷向舞者们讨教扭秧歌的方法诀窍，一来二去，调研队的队员们也充当起了表演者的身份，在大街上扭得不亦乐乎。
"我们农民练习这些动作图的就是一个乐呵，图的就是一个舒心。"领队的大姨乐呵呵的说道。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仅对传统民俗有了深刻的`了解，更加体会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水平的提高，同时更加坚定了同学们坚持党的领导追求更好生活的决心。"我们坚信祖国的未来会更加辉煌，也相信人们的生活会节节高"队长耿红林这样说。
社会调查报告 篇4
实践目的；第一，丰富假期生活；第二，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增加社会经验实践经历及收获；第三，了解基层劳动人民的工作情况，体会劳动人民工作的不容易。
家教生活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多感触，城市家庭一般生活很优裕，孩子生长在如此的环境里，个别甚至不会去吃苦。上学放学有人接送，提出的种种要求都会得到满足，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会有人整理打扫。生活如此安逸，就很容易养成懒惰的习惯。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
这不能不让我们担心，电子商务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发展，而目前的教育及受教育者能否适应市场的需要？在对电子商务的了解程度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问题确实很多。
时光荏苒，我的大学生活进入第二个寒假。由于我家在农村，爸爸妈妈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也更加劳累，这次回家看到他们因劳累而困倦的面容，我真的感觉到浑身的不舒服。当代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的自在生活是以父母多大的劳累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不去坐到父母的岗位上工作，当代大学生们恐怕永远都无法亲身体验到他们的辛苦。而爸爸正好在我们的一个乡镇企业——临邑气体厂工作，于是我便想到去他那里“实习”几天。爸爸也非常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便得到了一个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我的寒假生活一定将更加丰富多彩，随之投入了进去。通过这次工作我学会了许多，体味了许多，思考了许多……
活动开展前，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污染分为两种：工业污染（主要）、居民污染（次要）。
爸爸所在的厂子名字叫临邑气体厂，其实主要是为周边一些企业提供乙炔气和氧气等。爸爸的工作主要是向气瓶中灌气，把装满气的气瓶搬到车上，有时还要用车向外送气。初到之时，我认为这个工作也没什么，无非就是一些简单劳动嘛。可随后我就发现事情远没想象那么简单，正所谓“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真的插手干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首先是向气瓶中输气，看着工人们很熟练的将卡子一拨，气就呲呲的跑到气瓶中了。可等我自己上手后却发现没有力气这个活儿是干不了的，卡子拨过去的位置还要丝毫不差，看来爸爸他们干了很长时间才有了这种熟练程度。还有就是往车上运气瓶，也是有技巧的，由于瓶子很高，要抓住瓶口，用瓶底滚着挪动才行。一开始我把握不好重心，走起来前仰后合，既费力又危险。第一天下来，不仅浑身酸痛，还受了老板不少批评，觉得很气馁。不过好在爸爸的同事们认真的向我讲解工作中的一些基本要点，我也很快适应了这个工作。后来虽然工作效率远远比工人们低，但干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逐渐上了路……
在餐厅里，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我是一名正在读书的学生，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总说从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呵呵，也许没有经历过社会的人都有我这种不知名遭遇吧！我并没有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没有经验而退后
在我的这次“打工”生活中，我也明白了许多：在日常的工作中上级欺压、责备下级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事实如此，但这也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它让我明白到别人批评你或是你听取他人的意见时，一定要心平气和，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你在诚心听他说话。虽然被批评是很难受的，而且要明确表示你是真心在接受他们的批评。因为这样才能在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以后的成功铺路。我们要学会从那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才是我所应该做的。
规划或许只是拨开眼前的迷雾，而人生的宏图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规划让我们明了自己的内心，或许参杂着许多其他因素，但至少反应着我们的内心，这一份真挚终有一天会被社会的物流所淹没。等到某一天回想，或许只会在心底徒留一丝叹息。
工作中学习到了人际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技巧。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能看到自身的价值。人往往是很执着的'。可是如果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么你一定会交得到很多朋友。
做苦工的日子，有喜有忧，有欢乐，也有苦累，也许这就是做苦工生活的全部吧。我不知道多少做苦工的人有过这种感觉，但总的来说，这次的做苦工生活是我人生中迈向社会的重要一步，是值得回忆的。现在想来，五天的实践生活，我收获还是蛮大的。我所学到的生活的道理是我在学校里无法体会的，这也算是我的一分财富吧。现今，在人才市场上大学生已不是什么“抢手货”，而在每个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中，几乎都要求有工作经验。所以，大学生不仅仅要有理论知识，工作经验的积累对将来找工作也同样重要。社会实践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却可以体会一下工作的辛苦，锻炼一下意志品质，同时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更能认识到父母为我们付出之多，更让我坚定了好好学习来报答他们的信念。这些经验是一个大学生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它们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大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需要参加社会实践。因为很多的大学生都清醒得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大学生要在社会实践中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参加一些实践性活动巩固所学的理论，增长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因为知识要转化成真正的能力要依靠实践的经验和锻炼。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我觉得大学生应该转变观念，不要简单地把暑期做苦工作为挣钱或者是积累社会经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借机培养自己的创业和社会实践能力。现在的招聘单位越来越看重大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及与他人的交际能力。作为一名大学生，只要是自己所能承受的，就应该把握所有的机会，正确衡量自己，充分发挥所长，以便进入社会后可以尽快走上轨道。
在这次假期的工作中，我懂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获益良多，这对我今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启发。这次的做苦工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起点，我相信这个起点将会促使我逐步走向社会，慢慢走向成熟。
社会调查报告 篇5
一、前 记
一、调查区域
1.调查区域的地理、人文状况。
本专题的调查区域为广东番禺市东南部的南沙半岛。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居珠江出海口要津，东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门41海里，西北距广州54公里。南沙的陆地面积为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7894亩，为临海丘陵地带。
南沙在唐宋以前乃是珠江口内的一群岛屿，后因沙泥淤积，遂在岛屿四周冲积成小沙洲，至明清，始连成片开垦为田。宋末元初（1278-1280）年间，始有先民到南沙开发繁衍，并将此地称为“沙埠”.元明时，亦称“沙埔”.因南沙原为船艇锚泊的海湾，故又名“南湾”.至清代，因今南沙境内最高峰黄山鲁之南拥有大片沙洲，故始习称“南沙”并沿用此名至今。
南沙在清代，属东莞县莲溪局辖下；民国时期，属东莞县第九区；1952年7月，从东莞县脱出，属珠海县第四区万顷沙乡；1957年 5月，从珠海县脱出，归属中山县万项沙乡；1959年7月，从中山县脱出，归属番禺县万顷沙人民公社；1961年3月，从万顷沙人民公社脱出，独称南沙人民公社；1983年12月20日，改南沙人民公社为南沙区；1987年1月1日，改南沙区为南沙镇；1990年6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南沙镇东北部建立番禺南沙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南沙镇与经济区合并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今，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辖1个居民委员会、15个村民委员会，含36个自然村、 7001户、24515人。
南沙原为极其偏僻荒凉的落后地区，解放前是土匪窝，解放后是劳改场，文革时是下放“知青”之地，生活水平之低下可想而知。当地居民大多自称为“ 家佬”、“水流柴”意为生活无依，飘泊不定，即便捕鱼兼耕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糊口。
2、调查点的选择
我们在从事本专题调查时，选择了板头管理区与东瓜宇管理区作为调查点，此两个村相距约一公里，为相邻村。
A.板头管理区（村）
“板头”原称“攀头”,意为攀山越岭到尽头，寓创业艰辛之意。因“攀”字笔划繁多，故简略为“板”字。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原籍陕西京北郡黎族祖先黎藩庄，其先人于宋代南迁广东，经南雄珠玑至东莞，再由东莞塘头迁至南沙塘坑。其后50多年，又于成化年（1465年），黎族的大部分人再由塘坑迁至板头建村。 板头村位于南沙中部偏西，三面环山，北为较平坦的耕地，居民向来重视农耕。板头村的民居依山而建，颇具山村特色，旧居民的布局成行成排，显然经精心规划，至今依然保持原貌。（注）富庶人家的楼房为两层，虽已斑驳，但仍可想见当年雕梁画栋之盛姿。板头村由上村、下村、社树三部分组成，现有人口1234人，353户，绝大多数人姓黎，间杂有陈、何、叶、朱诸姓。人均耕地面积为109亩。
我们选择板头村作为调查点的理由是其具有较深远的农耕传统，传统人文色彩较浓重，宗法系统较完备，且目前的经济较发达，所以可视为剖析都市化过程中农村社会变迁的较理想对象。
（注）：我们问村民：“为什么没人拆掉旧居民？”村人说：“按习惯，儿子一结婚就分家出去，父母给他一笔钱，他自己筹一笔钱，另外盖新房居住。”所以，今天仍然住在旧宅中的人大多为村里老人及外来民工。
B.东瓜宇管理区（村）
东瓜宇村原名东瓜屿，此地原为古海屿，在对岸居住的人，需摆渡才能至屿上。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先后有人在此定居，并在屿上种植冬瓜，故名东瓜屿。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后人以其谐音取名为东瓜宇。合成、蝴蝶洲两村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两村位置为当年的渡口，年深日久，因滩涂淤积而连成片。
东瓜宇村位于板头村的东北，由东瓜宇、合成、蝴蝶洲、白荇窖4个自然村组成，原先农业生产水平较落后。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尚允许外省农民迁至东瓜宇安家落户（注），所以东瓜宇村是个典型的多姓杂居之地。目前主要姓氏有：招、曾、谭、朱、冯、黄、陈、邱等，共有村民1264人，397户，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
由于东瓜宇村农业生产较落后，且位于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交通发达地带，故它是南沙第一个实行征地的村子，也是最早由农业转向加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村子。它曾先行一步，对农村向都市化的彻底转变作过许多探索，从而也激发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矛盾。这也是我们选取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调查点的最主要的依据。
我们选取板头村与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的两个调查点，目的是为了构造一个更系统、更具典型意义的调查对象。为了叙述及研究之便，我们把板头村和东瓜宇村合称为“南村”.
（注）当然必须有亲戚在东瓜宇，经亲戚介绍始成。
二、小 引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化即是都市化。因人口集中、工业扩张、商业发展、教肓普及而建构的都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但对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格局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市化）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难以仿效的范例。由于时空差异和资源限制等原因，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寻找特殊的发展方式。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农村，承包责任田在开始时也许不过是农民挣脱公社化的束缚、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一种自发性尝试，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可，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启动了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运动于70年代末拉开帷幕，并终于在90年代峥嵘崭露。
我们要考察的南村，便是此一大背景下的一个景点。
首先需要说明三点：
第一，由于中国在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都市化并不是中国现代化唯一的、主要的发展方式。80年代以来，大量小城镇的崛起和乡镇工业的兴起，使农民在都市之外找到了就业和致富的机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合乎国情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萌动发生的，没有造成传统农业社会的急剧瓦解。加上一直控制着农村权力之源的政治体制的连续性，所以即使农民初步进入现代生活后，既有的社会结构、生活风格、人伦关系等也顽强保持下来，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特有风景。
第二，南村的具体情况使其与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不同，确实有一个都市化的过程。改革之初，因为河网纵横，交通不便等原因，南村的地方经济和乡镇企业远没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发展快，乡镇企业主要还是原有的采石场、运输业等，个体经济亦很荒芜。80年代，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鉴于南村所属的南沙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又有较好的港口条件，拟投入巨额资金开发南沙，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1990年6月，南村附近的几个村被划为“番禺市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广东省又进一步宣布成立“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南村在内的南沙镇全部纳入 开发区，所属54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国家征收作为工业用地，南村原则上已不存在农民，从此结束了300多年的农村史，改名为“南村管理区”,正式踏上都市化道路。
第三，南村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区域一跃而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间的自然过渡阶段被省略了，所以可能发生更为明显的行为无序与观念错位，也可能会更倚重传统资源以应对都市化进程。这种因外部剌激而走上都市化的方式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对它的观察理解可以作为都市化全过程的记录。本调查报告主要围绕南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展开，时间上从70年代末开始，而内容上以年征地后为主。
三、村民对都市化的反应
虽然土地是农民的命脉所系，但做了几百年土地的奴隶，村民们都厌恶种田，一是辛苦，二是收入低，大家都向往城市，想出去做工。土地征收后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想耕地也没地耕了。但都市生活条件并未随之而来，过去种田虽然收入少，一日三餐的粮食还是充足的，土地没有了，吃的大米也得买，心理上就不适应。征地款发下后，每家都有10万元左右，首先用来砌楼，花去一大半，余下的钱买辆摩托、操办儿女婚事，所余无几。而每斤大米1元以上，以每户4口人算，每天吃米就要5元以上，光靠村里发放的每人第月200元的生活费是无法应付日常开支的。南村刚刚开发，一切还在初建阶段，没什么企业，就业机会很少。
本村有家工厂，按协议要按比例招收本村人，但工厂招工只限于18-25岁之间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女性，工资也只有200-400元左右。年轻人不想干，中年妇女想干又干不了；青壮年男性没有技术，出外打工反比不上外地劳工。比如珠江电厂挖泥，本地人开价10元/天，外地工8元/天也干了，所以除了少数有点技术的青壮年可以去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外，80%以上的人无事可做。只好以摩托载客，一天可得20-30元。南村4队500多人，只有30个青年女性有正常职业；大量待业者的存在不但致使难以维持生计，而且其中少数人还学染上会赌博等不良习惯。村头街尾到处有打麻将的人，此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
南村附近的金村，原有土地多，征地款发得也多，加上干部有经济头脑，土地开发和企业经营好，人均收入万元以上，成人每月发600元生活费，未成年人每月500元，每户还有70平方米米住宅楼，村民生活水平高；这对南村刺激很大，两相对照，南村人对未来很悲观。都感到他们向往的都市化并没有使他们迅速过上幸福生活。
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专制伦理的驯化下，习惯于逆来顺受，以忍耐著称。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一般并不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况且对南村人来说，都市化的前景已经可望可即。问题在于，与失去土地后没有稳定职业生活难以保障相应，村里的干部却乘机大发横财，村民们本来就不稳定的情绪受到进一步激化，酿成一系列社会冲突，成为伴随南村都市化进程的有着严重消极影响的事件。
近3年来，南沙开发区范围内多次发生群众抗议事件，主要是针对管理区的干部，特别是支书。92年6月28日，工程队到南村已征收的土地上推土开工，50多个村民闻讯赶来阻拦、有的静坐、有的躺下，对峙严重。南村干部无法劝阻，报到管委会，以为事态严重，有人在幕后操纵，调来一个中队的警察；管委会书记到现场了解原来并没有人在背后组织、操纵，只是村民觉得征地的补偿太少，每亩12000元，发到居民手中的只有6000元、他们有个比较，87年珠江电厂征地时每亩给7000元，时间过去5年，钱还少了1000元，所以他们拒绝让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管委会只好让步，督促南村把另外的6000元。发给村民，南村是南沙唯一把全部征地款发给村民的管理区。
应当说，12000元征地款中留下一半对发展集体经济是有好处的，是农村都市化之初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问题是村民根本不信任干部，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为集体为群众办事，所以还是分到手里踏实，至少不会被干部乱花。这就形成一种两难格局：一方面干部确实在用居民的征地款来奢侈享受，到处旅游，买进口车，出入酒楼，中饱私囊。另一方面钱全分完后，集体没有发展基金，发下去的钱也不能成为滚动发展的资本。那么，失却了土地的南村人以后日子怎么过？现在南村成年人每月发200元，16岁以下100元，96年就没有钱发了，到时连生活费也成了问题。由此，南村人产生了对都市化的悲观态度，此都市化过程中必需妨碍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这抗议行为在南村附近各村也多次发生，有时村民阻塞公路，有时集体上访。经我们反复了解，得知这些行动并没有什么人首尾一贯地精心策划，基本上是某一件事引起公愤，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议论，听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利益受损最大的人嗓门最 高，召唤一声，激愤的人群就跟着行动。比如去年南村有3个队长和几个青年一道喝酒，其中有个人觉得本村的山头被邻近村的石场开采了8年，为什么不收回呢？一定是村干部得了好处。几个人都响应，吵吵嚷嚷很多人来围观，6个变成50、60人。第二天以这些人为骨干，100多村民围住石场。管委会做工作，问明原委，要求石场做好开采后的工作（如修好道路等等），这个问题才了结。群众又提出本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作风，各种事情都扯了进来，调解好几次才平息下来。据镇农办刘主任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工作没做好，经济账目上不清楚，不敢面对群众，群众越不清楚就越怀疑，越怀疑就越有气，一遇机会就爆发。引发事端的一般是三类人，一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二是过去做过干部的人，他们有一定社会见解，对现任干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三是因计划生育等原因而与现任干部有私愤的。因为这些行为主要是针对管理区干部，所以只有管委会出面做化解工作，并作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极端做法，群众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有些抗议行动也有具体的组织者。94年4月18日南沙石矿场用12.5吨火药引爆，造成南村50多间房屋破裂。石场不管，受害者向南村支书、村长反映，经有关方面测验后，确认受损事实，但几十天后都没有赔偿迹象。黎锦潮等房屋受损最严重的人就组织50余户受害者，每家出100元做活动经费，先到开发区，再到番禺市，最后又租汽车到政府投诉，但直到我们调查时，都没有任何单位有答复。黎锦潮认为，原因之一是石场承包人与干部有关系，而受害者中没有一户是干部。在此活动中，黎锦潮是主要的组织者，此人读过8年书，做过大队会计，后被排挤走了，对南村社会的分析比较精辟。另据反映，南村附近的沙螺湾的一次集体上访，也由一个人组织的，他出钱租车，载人到番禺市，参加者有饭吃，每天还有10元钱。可以预期，随着居民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有组织的民意表达行为会越来越多。
四、行政权力与经济控制权的整合
农民的担忧和抗议确有出了对土地丧失后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考虑，但其直接矛头，是针对村干部的。土地征收了，村民变成了市民，但原有的行政权力机构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由村支部书记和村长改为管理区支部书记和管理区主任，其功能和权限依然和过去一样，而且由于都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又使其增加了经济控制权。
1、经济权力的增长
改革以后，村民独立经营，村党支部和村长除村政管理和民事协调外，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较少干预。由于村里除石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企业，村干部经济支配权也不大。征地以后，一是土地征收款40%以上由管理区留下发展集体企业，二是征收土地时留下10%土地由管理区开发，管理区因此拥有一大笔资金和不动产，支书和村长（主要是支书）有管理权和使用权。在经济主导时代，经济支配权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权力，行政权力由于和经济的联合而再度强化。
按开发区管委会的要求，发给群众的征地款不能超过60%,由于南村原支部书记未做好群众工作，又用这笔钱来为自已谋私，激起群众抗议，后来不得已把征地款全部发给群众。不过开发仍然使南村经济有了较大增长。从92年到94年底建成厂房3万3千平方米出租，东海明珠和圣地亚哥2个酒楼和3个制衣厂，加上原来的2个石场，总产值1800万，纯利润500多万，这些钱如何分配和使用，主要由支书决定。这样，有限的资金没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合理的预算和有效的民主监督，很难使南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干部的腐败
反腐倡廉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不能完全否认管理区干部在振兴集体经济方面的努力，不过在当前，居民对干部一般是不满意的。首先是腐败，大笔款项的使用其实是支书一人说了算，很容易瞒天过海，化公为私。南村原来的支部书记花了二百多万建楼炒，村民反映强烈，管委会派人一查，原来贪污了征地款100多万。这样的事件虽只一例，但现任领导经济上的不廉洁，村民几乎是众口一辞，贪污的名目和方式非常之多。比如94年南沙开发区开始股份制试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集体资产折资入股，年终时按集体企业总利润的49%折股分给农民，这是为了合理地分配集体经济收入；另一种是集资办企业，如两间厂集资300万，每年15厘利息。南村采取后一种方式。群众反映这种方式问题较多。其一，利息并非集资款所赚，厂房才刚刚开始建，并不能立即赢利分红，所以，用来分红的钱其实是村里的征地款；其二，集资并不是全村集资，而是有钱人集资，比如支书一户就投资10万元，这些钱是否到帐，也无法证实；其三，这些钱集起来以后如何使用也是由管理区决定，其中少不了得吃回扣等等。这种股份制尝试，实际上为少数人侵占大多数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开发区成立后，建筑业首先发展。包工头多为外地人，主要来自福建、开平、湛江等地，其中有些人在南村已经营了好几年。为了在南村站住脚，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关系，除了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表示热心外，特别和村干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认为建了房子没人租，没人买，等于把钱搁在那儿，为何还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个：建房子对干部有好处，他们可以吃回扣。比如一个厂房工价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头可以把价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给支书，支书就在合同上签字，整个过程没有公证人，也没有居民敢去查问。包工头中没有本地人固然与南村没有建筑业传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容易披露内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队也接不到工程。据估计，南村的支书一年有200-300万元收入，甚至多达400万以上。有村民说现在的支书只差飞机大炮没有了，大厦都几幢了。
南村在公路边搞房产开发，建好后有一批临街铺位要出租，管理区还给3万元作为每个铺位的启动资金，这个条件非常优越，村民都想争取，管理区既不开会讨论，也不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主办此事的支委把它们租给了自己的亲戚，村民提出意见，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我想给谁就给谁。”类似这样的事不少，如征地后大家都没有工作做，而集体企业中某些空位，被主办者首先安排给干部亲友。
土地征收，农村转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为集体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的腐败，征地以后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反而日见紧张，权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行政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性淡化，转而成为一种资本。支书实际上是村里最大的老板，他最有权，也就最有钱。
五、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化
公社化以后，由于一切生产生活资源均由集体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南村的民间礼俗活动几乎完全绝迹。改革以后，农村生活趋于正常，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且在征地后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一些民间礼俗活动得以部分恢复。其在文化性质上与都市化相反，但在推进权力分化，建构市民社会方面又与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动的公开化
南村村民均是数百年前从中原等地迁徙而来，风俗习惯、岁时佳节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其中清明最为重要。49年以前妇女地位低，没有资格去拜山，现在则女儿、媳妇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时多达50-60人，按男丁人数出钱购买甘蔗、肉包子、饮料、烧猪、饼等祭品。由年长者带领，先在祖坟前放上一张报纸，烧香点蜡烛和鞭炮，然后按年龄大小、先男后女的顺序磕头。磕头时每个人可以许愿；祭后祭品当场由众人分食，烧猪则带回去再分。关系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辈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饭。除清明外，其余节日都由主妇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宫是南村唯一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南沙镇唯一的天后宫。改革后，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东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几个庙宇，也到南村来呼吁砌建天后宫。他和南村的朱婶一起到各队捐款，多的给50元，少的10元、20元，愿意出多少就多少；梁彩收了钱，修房子、塑神像。当时南村的支书不让建，派出所也反对。梁彩说修天后宫，不为别的，至少也让老人在树下歇歇，地方领导就让步了。修好后，梁彩即委托朱婶负责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卫生、夜晚锁门等等。村里出钱买了一个铁皮箱，放在天后宫内，每月初一、十五来烧香磕拜的人会捐些钱到箱中，每年约1000元左右，钱柜钥匙由一个生产队长保管，他和朱婶一道开箱取钱；钱取出后放在队长那里，朱婶不时来取钱买香油。发票由一个支委签名后到队长那里报销，管理方法比较严格。天后宫是一个小庙，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给钱，本村有钱人也没有自动捐钱的。据朱婶讲，来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妇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从事运输业的人，车子经常坏，就到宫里来祈求保护，早晚拜了几次，车子居然也就不坏了。本村玩具厂的香港人，也不时带了烧猪来拜。总的看，祭礼活动在南村社会生活中没有突出意义，更多是一种形式。
改革后的农村，传统宗教、迷信活动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态，所以在这方面不明显，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区，生活资源比较缺乏，农民迁到这里后就告别了原来的礼俗背景，忙于日常生计，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礼俗传统；二是宗族势力单薄，南村6个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几十户，但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俗称“水流柴”,“大杂烩”,没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来规约同姓村民；同姓中的年长辈高者也并不拥有社会权威，决定村民情感态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现实关系。
2、村俗活动的新型态
经营方式的个体化加强了社会活动的个体化，自发的群体性民间活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并未形成，一些节日的集体性活动，主要是由村里以经济为杠杆组织操纵的，其中比较大的是两类。
一是端午节的龙舟赛。龙舟赛在南沙较有传统，改革前的龙舟赛通常用一种一丈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这种竟赛由大队组织，每个生产队一艘，比出名次后由大队出钱发奖金。不比赛时，小艇被用来运泥运肥料。分田到户后，这种龙舟赛作为集体活动自动取消，生产队的小艇也没有护养，干脆就卖给各户做交通工具；直到85年，广州市举行国际龙舟赛，番禺县要派队参加，趁机就在县内搞一次龙舟比赛，各镇参加，由此层层过渡，带动龙舟赛的复兴。
通常由县、镇有关部门（如体委）发出通知，村里着手组织，每队选几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性。赛前1个月开始训练，每艇50人，比赛在附近河涌里进行，全程2000-3000米。村里除竞赛费用外，还给参加者一定报酬，开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后来是30元。龙舟平时没有什么用，就用泥埋在海滩里，否则容易腐烂；要用时再挖出来，上油晒干。由于龙舟在南村没有特殊的仪式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文体活动，其组织完全由行政部门掌握，下通知、选人员、定时定点比赛，现在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活动。
二是春节娱乐。民间自发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狮。南村有几个人精于此道，春节前就自发地凑到一起，稍作演练就可以走村串户。舞狮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春节期间大家高兴，各家各户都会给一些，作为对民间娱乐的支持，村里也补助一些，生产队给一个红包（100元左右），这样舞狮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节期间主要娱乐是村里组织的各种比赛，一般有足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项目，有兴趣有特长的人自动报名，在本村的场地或学校的操场上训练。春节期间以生产队或村为单位进行比赛，基本费用由村里出，优胜者有奖金，多时达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国庆、元旦等南沙镇里会组织一些文艺晚会，唱歌跳舞等。参加者多是镇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工厂青年，实际上是官方组织的现代娱乐，与传统的民间礼俗没有关系，与村里也没有太大关系。征地后，除少数复耕地和房前房后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别了土地。因共同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各种民间联系趋于消解，不少青壮年到外地打工，原来因群居而来的约束也自动消失，残留的一些仪式也日益经济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来的民间礼俗。
比如春节等节日村里照例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但都是管理区出钱张罗，居民即使有愿望也不会自行组织。94年南沙管理委员会举办首届运动会，项目有龙舟赛、球类、拔河等。首先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运动员的训练费用由管理区出，各个项目都有企业赞助，获奖者由管委会发奖金。在运动会中获得龙舟赛冠军的南村干部说，龙舟赛费人费时费钱，请1个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后除非上级要求搞，不然管委会不会再组织。
民间礼俗本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庆典性、公共性活动，现在南沙的社区共同体差不多已经解体，居民之间正在摆脱过去的血缘、邻里、生产协作关系的束缚，逐步转向社会化的都市居民。民间礼俗活动失去了社会基础，只能是一级行政组织的工作，于是即使是自愿的参加者也要求一定报酬，“我是在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况看，今后除一些官方组织的文体活动外，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民间礼俗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设想。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过了都市化的不适应而进入一个稳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后，会建构一套民间文化系统，除文体竞争赛外，划龙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有体育活动的竞技性、文娱活动的娱乐性，而万人争相围观的热闹场面又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加上南水网纵横，完全可以成为岭南龙舟中心之一。
六、南村目前的社会关系
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都市化决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腾飞，它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数千年形成的乡村礼治秩序和49年后逐步强化的行政权力系统都面临着或退出舞台或自我转换的选择，南村的都市化必然要把社会结构的改变提上日程。但由于传统秩序的顽强性和政治体制的'连续性，由于中国都市化起始于解决生存温饱这些现代化早期的问题，从而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现代改革并未具体落实，以至于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放任自流，社会生活远没有达到恒常有序，各种错位和紊乱比比皆是。
一些民间礼俗活动的恢复只是意味着出现了政治组织之外的民间文化活动，而不标志着一个民间社会的完全确立。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民俗礼仪在南沙社会生活中都是边缘性活动，村民们并不普遍认为有参与的必要。比如黎姓是南村的大姓，原有个黎氏宗祠，大约在1958年拆掉了，至今也未有人提议重修。黎氏族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身份已无需祖先来护佑了。另一例子是，黎姓村民过去是从东莞移居南村的，本族有一个在香港发了财，回到东莞修祠堂，他在族谱上看到南村也有黎氏后裔，就邀他们去拜山。村干部和部分群众去了一次，回来后群众们说去一次很累，此后就再也不去了，只有村干部每年还去，推测其本意也不过是为了和经济更为发达的东莞搞好关系罢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切民间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实际趋向形式化，儿子结婚后就和父母分开，此后来往不多。一般是有什么喜事或父母有病时回来看看，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合作经营，一旦有什么利益冲突，照样视若路人。4队有一对弟兄合伙买了一条船跑运输，不到一年就散伙了。既没有强有力的血缘亲属关系，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改革后的南村并未能建构民间社会，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民间权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村干部或他们委托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调解民事纠纷。年长者、辈高者、有钱者均不具有充分的权威性。比如一个人不是党员或干部，又想插手管事，如果没有支部的委托，去也是多余的，还会惹得一身麻烦；就是见到打架，也只能劝阻，报告一下，而不能直接干涉、评说。
可见，在30多年的政权一体化之后，传统农村的礼俗结构、土绅阶层、长老权威等已被彻底摧毁。改革后政治控制相对放松，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旧的权威重返舞台，因此村民自我组织能力很差，全部活动还是以家庭、个体为单位，一涉及到集体性活动，只能靠行政权力系统及其派生机制来组织。
征地后村民对干部的意见一般比较大，收入悬殊太大，村干部收入超百万，有的居民穷到医院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些干部还能一任再任，稳坐交椅呢？从干部这一方面看，他们的任免并不取决于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两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先是党员选支委，支委再选支书。支书为了自已连任，也做些拉选票之类的工作，如党员优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游，支书、村长去新、马、泰，管理区其他干部去港澳，生产队长去肇庆、佛山，等级分明。发展党员时又任人唯亲，任人唯从。比如有一个支委就有5、6个亲属是党员，每次选举时都能保持1/3以上的选票。而上级部门即开发区管委会也要依靠管
理区干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们不够廉洁，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会主动处理。南村的3个主要领导（支书、村长、治安委员）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位置，上不来。
从村民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礼的民间权威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甚至民意表达的渠道也不畅通。成立开发区以前，南村有个村民代表大会，每个生产队5人，由村民选举产生，原则上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认可。虽然这只是个形式，但至少有个说话的机会，征地后，村民代表大会无形中取消了，其并不是因为上级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动性太大，召集会议很困难，村干部本来也没有认为它会有多大作用，无形中不了了之。一年开一、二次的党员会，人也到不齐，来了也只是听听传达而已，一个老党员就向我们抱怨说党员其实没什么发言权，提了意见也没用。现在管理区有事，一是通过广播，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家长会，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计划生育、戒毒等，没有让群众表达意见的机会。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们很关心，管理区也在办公楼的墙上贴了几张表，但会计做的表非常笼统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楼花了100万，这100万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来，也许只用了70万，居民看了等于白看，后来干脆就不看了。疑虑越积越多，不时就会以抗议行为表现出来。
七、民间纠纷的主要类型
1、争占宅基地的纠纷
农村社会的土地本不值钱，一旦向城市迈进，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征收土地时按人口规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楼时各户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会有意见。比如94年，南村一户人家有一块路边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盖了一间房子做生意，征地前这块地属于姐姐的，现在看到弟弟这样做，当然很有意见，争吵起来，父亲护着儿子，越闹越大，以至于弟弟打伤了姐姐的头，女婿打坏了岳父的手。负责治安的黎主任调解了几次，姐姐总觉得自已吃亏，要求赔偿4000元，还把自己过去对家里的贡献公布出来。一年多了，姐姐还不认爸爸，关系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乐观，说这种事情的解决总得经一、两年，即当哪一方有什么喜事时，会有亲戚帮助缓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对本村人情事故甚为了解，处理纠纷有一套办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纠纷，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经常一道喝酒。两家住房一前一后，中间隔一条路，外甥要砌围墙，挡住了舅舅的窗户，舅舅不答应，要他让开几十公分，外甥认为土地是他的，有权这么砌。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区支书等调解了几个月不见效，他们来找黎岳均，黎不谈纠纷，只请他们喝茶聊天，和他们谈过去的事，谈他们过去的亲密无间，慢慢地再转入现在，结果外甥让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开，矛盾也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间隔要有一米，所以这起纠纷还未真正解决，黎主任说，砌房子违章不是我管，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这一点，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邻里乡亲，总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难确定谁是谁非，按原则照规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纠纷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冲突缓解了，也并不就一劳永逸。他有句口头禅叫矛盾总是有的，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并不希望有个完满的结局，而是考虑到现实具体情况，该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不管，将之留给其它部门或当事人的亲友去解决。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几百个，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们来到南村有时和当地人易产生纠纷。比如他们不讲卫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饭剩菜到处乱倒，随处大小便；本地人有意见，反映到黎主任处，由黎批评教育，这类事比较简单，但也有些复杂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过一段时间，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向老板介绍，这种人被称为“工头”,一般从工人中抽取工资的10%作为介绍费；工头手下通常有10来个人。不过工人一旦有什么事，工头并不管，如果是工作纪律等，厂里自已解决。但涉及到劳资矛盾、斗殴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制衣厂工人罢工，起因是工人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工厂的副厂长也是外地人，把老板故意不发工资，将37万元存在银行等消息通报给工人，工人集体罢工抗议。老板是南村人，在广州念过大学，他来找黎主任希望把这事压下来，黎岳均了解情况后和番禺劳动局一道，要求老板立即发工资。有时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愿赔偿，也由黎出面处理。
我们多次和黎主任交谈。感到他比较有社会经验，反对打人；他和这些工人关系确实不错，自已在山上的果园就是请这些工人代耕的。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管理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村民生活的命脉，村民一般会服从治安主任的调解。事实上，黎主任调解有二条原则：一是体察人情，二是经济手段，许多调解是以赔多少钱结束的。南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比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区有经济制裁手段。
土客矛盾还有另一种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个南沙是比较好的，不过，大规模的一发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南沙本地无法提供的，这样随着都市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从广东各地乃至全国来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们在各级管理机构、工厂、企业任职，以自己的知识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们并没有为南沙社会全面接受，外地人才总感到和本地人有距离，有时还会受到压制。南村有两个青年干部即是外省来的大学生，平时接触比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开发之初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南沙要建成国际水平的海滨新城，不解决这个矛盾，不充分调动外来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动性，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对此，我们将专门搞一次调查研究。
八、结论
我们的调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会情况（详见附录），而以都市化过程为主。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调查结论是：
1、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控制系统是与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经济活动方式越简单，经济活动范围越小，组织控制越严密；反之，经济活动方式越复杂、经济活动范围越广，社会控制出现的疏漏越多。
从南村的历史看，49年以前农民多是租田耕种，简单小商品交换只限于生活用品。此时乡-保-甲的权力系统的职能只是一般的收钱派丁，村里的社会组织生活基本由以族长为代表的宗法组织系统控制，农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很少人游离其外。公社化以后，公社大队生产队权力系统垄断了一切生活、生产资源，农民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余地，没有人可以摆脱行政机构的领导，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控制最为严密有效的时期，当然也扼杀了农村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后，农民中出现新角色，个体经营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陆续出现；特别是都市化使农民有了新的谋生方式，手工业、小工厂、小企业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导致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权力机构难以用现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为社会进步的表现，行政权力机构除社会管理及有关政策的实施外，较少干预农民日常生活，农民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作为农村组织不完备的表现，现在的行政权力机构实际上也无法严密周到地实施管理，不少问题只能靠临时性规定，靠主其事者个人的能力，靠农民个体的自觉等等。显然，随着经济活动方式的更大拓展和农民自由选择权进一步扩大，在如何调整改革现有的行政权力系统以有效地实施管理而又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还得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2、改革后及都市化的过程中民间宗法礼俗的回潮并未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组织关系，它的流变及被大部分地废弃，使其根本无助于民间权威的重新树立，更谈不上对现行行政权力的制衡。当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主体仍然是经济利益调节下的行政权力系统。
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由于社会控制的松动，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在农民生活中急速消退，传统的宗法关系和礼俗活动得以回潮，并和经济利益一起成为组织农村社会生活的准则；由于家庭再度成为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性和家庭之间互相联系的重要性悄然增长，农村的社会结构亦与传统类似；由于自主经营后农民闲暇时间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风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动予以满足。
但是，尽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礼俗的回潮和重现仍然只是农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权力系统对农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变原有的农村组织结构。首先，行政权力虽然弱化，甚至部分放弃对村民日常生活和个体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农村唯一合法的权力机制并是集体经济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调解方面仍然保持着最后判决权。经过30年的政治洗礼，农村原有的宗法关系，礼俗活动已被根本摧毁，不可能回到从前。第二，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满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动机、经济标准已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准绳；以亲情为基础，以传统为导向的宗法礼俗无法与经济力量抗衡，只能作为它的配合和辅助。在高度一体化的行政权力控制松动之后，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超越宗法关系的私人利益交换及时地取替了亲情关照，从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特有效性。第三，现代文化观念向农村的大举渗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认同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挟带着巨大经济利益的都市文化在农村找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者。现在农村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对传统民间礼俗文化有点了解，要想在当代农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虽然当代农村确实出现了传统宗法关系和民俗活动，但从南村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类活动基本上是由行政权力机构组织，或配合政治宣传，或为经济铺路，或作为农村文体活动，无论哪种类型，整个过程都是由经济作为动力和杠杆的，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民俗活动。所谓民间社会、民间权威等也未见出现。
3、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当代农村社会网络，民间社会和礼俗关系趋于消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
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政策落实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金钱手段来完成的；农村的一些民俗活动，也不再具有唤起认同意识、凝聚群体情感的功能，从组织者到参与者，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农村的居民关系包括邻里、亲友、家庭关系，都或多或少地与金钱有关。另外，由于村民个体经济能力的增强，在亲属范围内寻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减弱，原先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伦亲情已逐渐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释现行农村活动，更成为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
一切以金钱为原则，不但使农村之间的地域性差异消失，也使农村与都市在许多方面接近。在现在的农村，我们已不大可能发现特别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关系。至于奇风异俗等等，看来也只是艺术家们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数残存并趋消失的农村事务管理机构外，我们没有感到它和广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则性区别。
现代社会应当是结构丰富、个体自由的社会，这是由经济增长作先导的，但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却导致农村结构的简化和农民生活的平面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应当是30年政治权力一体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它首先摧毁了传统的民间社会，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权力的运作为经济腐化严重侵蚀，导致农村生活的管理也成为纯粹的经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就变得简而又简了。展望未来，只有在农村经济呈现有机发展并走向正常轨道，个体企业、私营经济等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和共同体后，才能再向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进步，再创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社会。
4、现代化、都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过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农村的都市化并非社会经济有机增长后的自然要求。目前农村的
行政权力系统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负作用，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点是92年6月广东省政府的一纸公文，荒僻贫穷的农村一夜之间就朝繁荣富庶的都市迈进。前景辉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改变，不只是一幢幢现代建筑，它更多是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农村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是个体和集体企业，多数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转手贸易等等。现代化的生产规模和金融体系还未普遍出现，还处在一般城镇水平，而负有领导这一进程的权力机构，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时期的行政组织系统。保证转型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权力系统。不过，现行组织系统之所以承担这些使命，只是因为它是目前农村唯一的、没有受挑战的权力控制者，而不是因为其已获得现代洗礼，合理地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组织现代农村生活的能力和权力。事实上，政治一体化时代结束之后，据此而形成的权力系统并不符合推进社会转换的需要。不少官员借发展经济之名的腐败，实际上其已使现行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动摇。然而，由于农村的现代转换本来就缺少充分的社会、经济准备，目前也还没有可以全面取代现行权力系统的组织和集团。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价后，农村能够补上现代化的准备这一课，增强自组织、自管理能力，在渐进的更换中，重建农村权力控制系统。
5、霍英东基金会开发的南沙东部海滨新城是南沙开发区的希望所在，它将提供农村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培训、心理准备和社会适应的机会。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注入巨额资金全面开发。按基金会构想，要在20年时间内把南沙东部建设成现代国际化的海滨新城。类似于南村这种并不在海滨新城内的地方也将从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径。第一，基金会提供了南沙从无到有建设都市的基本资金，避免大部分农村存在的有心发展、无钱投入的问题，南村都市化将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第二，基金会正陆续建成的诸多企业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数待业的现状。据此，居民亦可学习适应都市生活方式，积累部分资本作为以后发展中小个体企业的基础。第三，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可以不受现行社会组织和权力系统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规范和普通标准组织社会生活，缩短由农村走向都市的进程，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设对中国广大农村的都市化发展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
九、后记
本专题的调查是在霍英东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博传先生、中大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何博传先生认为，南沙的开发与建设，在世界及中国其它地区的都市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因为南沙的开发是在巨大的资金及严密的规划之下从荒僻农村直接转向现代都市的，这样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及时、系统地记录、观察都市化现象的极好机会和对象。何博传先生不仅为我们确定了调查区域，还对我们的调查提纲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过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的南沙侨办主任余志华、板头管理区治保主任黎岳均、板头村第一任农协主席黎通及协助我们在东瓜宇管理区开展调查的鲁辉小姐。
此次调查的结果有力地修正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一系列印象（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农村）和臆想，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怀有遗憾，那就是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无从发现与体验，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临农村。
我们坚信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广大农村的社会进步，这也是促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注入极大热情与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调查报告 篇6
暑假到了。我们终于可以快乐过一个美妙的假期了。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呢？在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假期社会实践作为促进学生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作为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创新和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一直来深受学校的高度重视。社会实践活动一直被视为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跨世纪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寒假期间社会实践活动是学校教育向课堂外的一种延伸，也是推进素质教育进程的重要手段。
它有助于当代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同时，实践也是学生学习知识、锻炼才干的有效途径，更是学生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一种良好形式。所以今年过年，为了锻炼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培养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使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充实而精彩，因此，在大学第二个寒假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其中最有感触的就是在面包店里卖面包的这份工作。特有如下心得体会与感悟。
一、实践目的：
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
二、实践内容：
通过在店内以零工的形式锻炼自己的能力，体会社会事务，工作辛劳。
三、实践结果：
通过在店内工作的将近一个月时间，不仅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到了来之不易的工资，更通过这次实践，亲身体会到了父母工作的辛苦，收获了许多在学校里没体会到的酸甜苦辣，增长了自己的社会经验，获益匪浅。
四、实践总结与体会：
1、挣钱的辛苦。每天辛辛苦苦重复同样的工作，小心翼翼的进行日常工作，才可以得到工资，这次的体验确实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父母的钱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来自于没日没夜的辛勤工作，挣钱确实是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全心全意的付出。
2、人际关系。在这次实践中，让我很有感触的一点就人际交往方面，大家都知道社会上人际交往非常复杂，但是具体多么复杂，我想也很难说清楚，只有经历了才能了解。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大家为了工作走到一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要跟他（她）们处理好关系得需要许多技巧，就看你怎么把握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交际中，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学着适应它。如果还不行，那就改变一下适应它的方法。
让我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掌握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使我在待人接物、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在这次实践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勤于动手慢慢琢磨，不断学习不断积累。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先想方设法解决，实在不行可以虚心请教他人，而没有自学能力的人迟早要被企业和社会所淘汰。
3、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因为在销售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人和事，如果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只懂得拘泥于一般的原则而不懂得变通，有可能会导致交易失败甚至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一定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